在斯洛伐茨基多不胜举的诗歌中，最显明的特色是否定当时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又是和抒情主人公的悲剧性的处世态度以及诗人对革命思想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心结合在一起的（《哥萨克姑娘之歌》及其他作品）。在一八三○年波兰起义的日子里，斯洛伐茨基的诗激发出了新的声音，他写了《自由颂》和他的著名的《国歌》来欢迎这次起义，后一首成了波兰起义者的流行歌曲。此外，斯洛伐茨基在侨居国外时写下的许多作品，特别是纪念起义参加者的诗，例如：《歌唱瓦茨拉夫·热伏斯基》、《麦依兹涅尔大尉的安葬》、《索文斯基在沃里亚》等等，也都属于他的革命抒情诗。在主题上与此相近的是斯洛伐茨基的爱国诗歌，其中《致母亲》、《落日赞》、《与金字塔的谈话》和充满了悲哀与讥讽的《阿加门农的陵墓》尤其具有非凡的诗的部力。关于斯洛伐茨基的爱情诗，可以举出《雏菊》、《诅咒》、《离别》以及篇幅不大的长诗《在瑞士》作为代表，《在瑞士》一诗被公正地认为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高尚纯洁的爱情的绝好范例。斯洛伐茨基给《三首赞美诗》的作者、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克拉辛斯基的答诗值得特别注意。在这首诗里斯洛伐茨基斥责了象怕火似的害怕革命人民的小贵族阶级的假爱国主义，挺身为波兰解放运动中的农民革命思想作辩护。后来他在自己的讽刺诗《波兹南人万岁！》中体现的也是这种思想。而在他逝世前不久写成的《一百个工人就要站出来》一诗里，诗人欢迎了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另一首诗《我的遗嘱》中，斯洛伐茨基评价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热情地号召后代子孙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