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好人》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创作的寓意戏剧作品。该戏剧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故事模式，将故事背景设置于中国的“四川省城”，基本剧情是神仙为反驳“当今好人活不成”的谬论而降临凡界寻觅好人。好不容易遇见了“好人”、妓女沈黛，但她行善却不得好报，最终不得不“以恶抗恶”。

　　《四川好人》戏剧，体现了庄子的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物只有不为世所用，才能终其天年，否则难逃厄运。《四川好人》中的沈黛虽是个烟花女子，却生就一副菩萨心肠，乐于向穷人们施舍，结果却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卖掉烟店，并失去了爱情。这一“下场”正合了《庄子》中关于有用之材、受累于世的寓言。布莱希特并运用正反同体、一人二身的手法描写沈黛，通过一善一恶两个形象的不同遭遇，揭示了社会中好人往往难见容于世，而坏人反而容易左右逢源的道理。

　　内容简介：《四川好人》讲述的是三位神仙从天上来到人间寻找好人，在屡屡碰壁之后，终于在四川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黛。为了让这世上唯一的好人能够体面地生存下去，神仙送给她一千银元。沈黛用这笔钱开了一家烟店，想通过经营烟店来帮助更多的人，然而不久她就因四处行善而濒于破产。为拯救烟店，善良的沈黛不得不女扮男装，转而以冷酷无情的表兄崔达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并通过残酷剥削工人把烟店变成了财源滚滚的烟厂。于是，大家更加怀念起失踪的“四川好人”。最后，当神仙们审讯“崔达”、追问“好人”沈黛的下落时，她终于不得不脱下男装，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社会已是如此堕落，好人根本无法再生存下去。

　　创作背景

　　《四川好人》在初创时期并不叫《四川好人》，它是作者1939年重新拾起这个题材，第三次创作时的命名。1939年初，布莱希特准备离开丹麦，继续流亡瑞典，收拾行李时，发现了旧日构思的《四川好人》手稿。布莱希特是个在任何动荡不定的条件下，都能静下心来写作的人，于是便伏在已经捆好的箱子上工作起来。他在1939年3月15日的《工作日记》中记载说，几天前他翻出了《四川好人》的手稿（始于柏林，名为《商品与爱情》），现存五场戏，其中四场可用。写该作品跟打哑谜一样，因为其中有换行头、重新化妆的场面。不过他可以在该戏里发挥史诗剧的技巧，最终重新回到规范上来。在这段记载里，第一次出现了“四川好人”的命名，同时也交代了一个事实：该戏最初创作于作者流亡之前，即生活在柏林时期。那时布莱希特称它为《商品与爱情》，尚不称它为《四川好人》。《商品与爱情》是作者于1930年在柏林就这个题材进行写作时的命名，事实上布莱希特早在1927年，就草拟了一个关于该戏的故事大纲，那时它既不称《商品与爱情》,也不称《四川好人》，而是称《范尼·克雷思或妓女的唯一朋友》。

　　布莱希特自幼因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善体育活动，常以读书为乐。书名中的中国“四川”地名，大概是来自作者早年的读书经历。早在17世纪的德国巴洛克小说中，就有关于中国“四川”的描述。17世纪中叶，一些欧洲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一时之间，这类文章和书籍，成了欧洲知识分子炙手可热的读物。曾经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马丁·马蒂尼于1654年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用拉丁文出版了他记述中国明末清初战事的《鞑靼战记》。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哈格冬的小说家借鉴该书的素材，在想象、虚构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埃关》，又名《伟大的蒙古人》。书中有一位“四川女王”，名叫彭塔利塞亚，又称中国的“亚马宗女王”。该“四川女王”身上，有古希腊传说中亚马宗女战士“彭特西勒亚”的影子。从她的性格和经历来看，又很容易联想到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她是四川忠州人。“四川”也就随着该“四川女王”最初进入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

　　与哈格冬同时代，还有一位名叫埃伯哈特·哈佩尔的小说家，他也借鉴《伟大的蒙古人》这本书的材料，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亚洲的俄诺干布》。该作品中的“俄诺干布”，指顺治皇帝。该书中所写内容，大都与中国历史事件无关。该作品中，出现了“四川”地名。就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既神秘又模糊的“四川”，随着，这些希奇古怪的故事，在德国流传开来。自幼喜欢博览群书的布莱希特，以他的方式接触过这些故事。当布莱希特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剧本时，信手拈来一个烂熟于心的地名，把它命名为《四川好人》。

　　20世纪20年代，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面向东方文化寻找共鸣和出路。当时的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的表演手法中发现了他日后加以尝试运用的形式因素：戏剧的叙述性、假定性和多样性。布莱希特倡导的“间离效果”——“陌生化效果”。[5]作者在《四川好人》戏剧中，讽刺鞭挞奴性十足的“好人”沈黛，其用意是想提醒大众，只有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才能推翻“神”的统治，才能彻底改变社会，彻底改变人类自己。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完成于1940年流亡时期的芬兰。这个作品实际上早就动笔，原名《爱情与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