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出国记》为通讯集，是马克·吐温的旅欧报道。写天真无知的美国人在欧洲的旅游见闻，滑稽、诙谐，表现出美国人在欧洲封建社会及其印记面前的优越感。

　　《傻子出国记》所记述的内容纵贯古今，横跨欧亚，可谓丰矣，但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事物，都不是以客观报道的形式，而是以主观感受呈现的。这种主观，与其说出自马克·吐温本人的个性，毋宁说出自美国旅行者的集体意识。进一步说，这种集体意识并非轮船上所有美国人的共同意识，而只是有活力的青年人的意识：乘客中的老年人被视为无物;个性虚假、装腔作势的人，对欧洲文化盲目崇拜、人云亦云的人，则被当作讥刺的对象。叙事者的这种定位，固然与马克·吐温作为记者的社会身份有关，更主要的原因，非如此则不能展示马克·吐温的有力的幽默，也不能表达马克·吐温的社会和文化观点。

　　从《傻子出国记》可以看出，一个民族追求积极的自我认证，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书中美国青年的种种胡闹、刻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的反映。马克·吐温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用强有力的文字，将这种焦虑变为幽默和狂欢，令读者捧腹。马克·吐温是讲故事的能手，他能将旅途中不起眼儿的事件讲得趣味横生，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在书中穿插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模拟当时的场景，有声有色。但本书最主要的喜剧性还是来自“去魅”，即通过比照现实的真实情形与头脑中的模式化观念的反差，制造幽默的效果。例如在法国理发的经历，作者先描述一番对法国理发馆的美妙憧憬，而后叙述自己如何在肮脏丑陋的小屋里被“剥脸皮”的过程，读来非常滑稽。在威尼斯夜晚坐在小艇上听船夫唱船歌，不正是人人都向往的么?然而作者对船夫的歌唱听了一阵之后，终于忍不住了，“喂，喂，罗德里古·冈柴勒斯·麦哥·安基罗，我是个香客，人生地疏。可不许你这样猫叫春似的喊叫撕碎我的心。再这么号下去，我们就得有人求饶了。……话说到这里，我可赌下毒咒，决不准你瞎唱。再嚷一声，就送你下水。”也许只有马克·吐温，才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令人开怀的幽默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