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托马属于这样的罗马尼亚诗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命运跟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人民民主制度的胜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思想决定了托马早期诗歌的内容和英雄的浪漫主义气氛。他的诗作《公社万岁！》(1896)尤为出色。
罗马尼亚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决定了诗人创作的新高潮。这时，诗人发出了比以前更大胆、更明确的攻破“新的巴士底监狱”（《生命的歌》，1919）的呼声。
然而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托马的创作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罗马尼亚社会运动的复杂和矛盾，以及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种种探索，每每使得诗人的创作遭受挫折或中断。
三十年代的诗歌证明了诗人思想的成熟，他的社会观念的明确。托马揭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社会里阶级矛盾的实质（《苦面包之歌》，1937；《司法之钟》，1939，等等），写出了即将爆发的人民起义和劳动者未来的解放（《致先锋队》,1939；《解放》,1937）。
一九三三年，托马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诗人表现了无比的创作和极性。在后来收进《山巅之火》诗集（1946）里的托马的诗，号召罗马尼亚劳动人民挣脱法西斯羁绊，将枪口转向自己的压迫者。诗人于一九四三年写成的《死人的起义》、《巨人》，《失业者》、《正义将临》、《恐怖之下》、《一九一七》等诗的标题本身，就说明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的悲惨年代里托马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诗人参加了即将到来的人民政权的胜利的准备工作。
而当这胜利降临时，托马就成了它的鼓舞人心的歌唱者。托马在战后时期写的诗，是诗人对培养了他的党的颂歌（《给党》，1949），是那些建设新生活的人们的赞歌（《狗主人逃掉了》，1948；等等）。托马号召诗人们参加培养新人的艰巨斗争（《一个脱离生活的诗人的苦闷》，1948；《艾米内斯库》,1950）。
托马的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高度评价。诗人被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一九五一年，他的诗集《生命的歌》荣获国家奖金。
